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，国家逐渐走向强盛，工业化与军事现代化建设不断完善。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时，日本已达到了其实力的巅峰阶段。军国主义者们趁势膨胀起他们的野心，不再甘于局限于海岛小国，而是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。他们甚至放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，这种狂妄的言论令人忍俊不禁。
作为新中国的一员，笔者怀揣着深重的国恨家仇，对日本始终难以产生好感。无论是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案，还是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血债，始终让人无法释怀，痛彻心扉。
但从客观角度来看，日军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凶狠的作战风格，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。他们往往对被打击的地区进行残酷的报复，令敌军胆寒。即使国民党军在兵力上有优势，面对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日军时，多数正面战役难逃失利的结局。
尽管偶有台儿庄战役这样的亮眼胜利，但仍不足以扭转整体徐州会战的失败局面。蒋介石甚至不惜牺牲百万百姓的家园，打开黄河堤防企图阻敌，然而这一举措并未达到关羽水淹七军的壮观效果，最终仍只能边战边退，避免正面冲突的锋芒。
展开剩余80%值得庆幸的是，武汉会战中，国民党军终于奋起反击。以110万大军对抗日军35万兵力，付出了惨烈代价（40余万伤亡），但也击毙伤日军10万余人。这场战役虽用近三倍兵力换来一场艰难胜利，却成功遏制了日军的进一步侵略，稳住了战局。
随后，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了长期僵持阶段。到了1942年，面对太平洋战场的失利，日军已无法忍受进展缓慢。若不能在中国取得突破，整体局势将愈加不利。
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等人制定了两大作战方案：一是发动“西安作战计划”，二是直指蒋介石的重庆。这两种策略都是大规模的跨越式进攻，一旦实现，便可打破中国战场的僵局，缓解日军的不利处境。
相比之下，进攻重庆更为直接。若能攻克重庆，极可能迫使蒋介石投降，极大改善日军的作战环境，补充资源，同时释放部分主力投入其他战场。
1943年春，日军正式向四川发起攻势，初期投入兵力达到11个师团。日军此次大举进攻四川，图谋雄心勃勃，企图一举攻破重庆，推翻国民政府，计划调动超过16个师团的地面部队和两个飞行师团，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，欲毕其功于一役。
在整个侵华期间，这样规模的兵力调动极为罕见，且这还非最终计划。若战事不利，日军还准备调集36万大军继续增援四川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攻下重庆，全面占领中国。
从日军的决心可以看出，攻克重庆是其生死攸关的目标，也侧面反映出日军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。此次进攻颇有“狗急跳墙”之感，几乎抛弃了所有复杂策略，集中优势兵力追求碾压式胜利，急于获得突破。
集中优势兵力确实在战场上能产生奇效，但难点在于能否迅速集结足够的兵力。日军对此过于自信，甚至有些自负，然而因太平洋战场形势恶化及各地不愿调兵，日军这场蓄谋已久、气势汹汹的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我们再来看解放军是如何攻下重庆的。
1949年，解放军势如破竹，解放全中国已成定局，国民党军退守大西南，企图顽抗到底。解放大西南的重任落在第二野战军肩上，当时该军兵力近50万，战力强劲，指挥由刘伯承、邓小平等名将领导。
经过中央军委深思熟虑，二野并未立即出兵，而是等待最佳时机，直到9月才发起进军大西南的行动。
此举主要基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。尽管解放全中国已成必然，蒋介石仍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。考虑到美军可能突然干涉，中央军委故意推迟了进军时间，以避免提前暴露战略意图。
这也从侧面表明，中央军委并未将大西南战局视为难题，后续事实证明，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几乎是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。
重庆的解放过程则远比日军攻打时轻松许多。尽管日军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强悍且残忍，但仍未攻破重庆。而解放军攻打重庆时，甚至故意引诱敌军进入城区，却显得轻而易举。日军为何无法做到这点？
首先，日军进攻重庆时处于整体攻势的衰败阶段，急于一战定乾坤扭转局势；而解放军则是士气高昂、势如破竹的胜利之师，带着必胜的信念攻占重庆。
其次，日军后方补给困难，战线拉长，补给线压力巨大。虽然伪军辅助，但伪军身份微妙，难以真心相助，普通中国百姓更是积极抵抗和周旋。相比之下，解放军后勤无忧，深得民心。淮海战役中，百万解放军战士以手提肩扛方式节省粮食，全力支援前线，被誉为“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”，足见后方力量之强大。
最后，日军进攻重庆和解放军解放重庆在意义上截然不同。日军虽凶狠，却是侵略者，出师无名，是你死我亡的生死较量；而解放军代表民意，解放贫苦大众，推翻压迫政权。国民党军中许多有识之士选择起义归顺，使重庆顺利解放。
这些看似不寻常的历史结局，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道理：唯有真正顺应民心、以人民为重的力量，才能最终赢得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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